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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百周年后留下的遗产

俄国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其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去世,如今已经是他逝世百周年。他领导的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纪念列宁逝世百周年留下的遗产,我们在此转载托洛茨基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鲜为人知,于1926年刊登于《大英百科全书》。chinaworker.info首次将其翻译成中文。

列宁,各苏维埃共和国与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的追随者,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于1870年俄旧历4月9日(西历4月22日)出生在辛比尔斯克镇(今乌里扬诺夫斯克)。他的父亲,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是一名学校教师。他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婚前姓伯格,是一位医生的女儿。他的大哥(1866年生)加入了“Narodovoltze”(人民自由运动),并参与了一次针对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暗杀。为此,他在22岁时被处决。列宁是一家六口中的第三个孩子,在1887年完成了辛比尔斯克中学的课程,获得了金章。哥哥被处死一事深刻烙印在他的意识里,影响了他往后的人生。

1887年夏,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法律,但在同年12月因参加学生集会而被开除,并被流放到农村。列宁在1888-1889年间多次请愿,希望能重新回到喀山大学,或被允许出国继续学业,但均遭拒绝。然而在秋季,他被允许返回喀山,他在那里开始系统地研习马克思主义,并首次与当地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建立联系。1891年,列宁通过了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律考试,并于1892年开始在萨马拉担任大律师。在这一年及次年,他在几次审判中出任辩护律师。然而,填满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其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的应用。

1894年,列宁迁至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接触到工人并开始了他的宣传工作。在此期间,列宁首次撰写了针对民粹派的论战文章,这个党派宣称俄罗斯既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也不会有无产阶级。这些文章以手稿形式传阅。不久之后,列宁开始在合法出版物上与歪曲马克思的人进行理论斗争。1895年4月,列宁首次出国,目的是与海外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扎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建立联系。返回圣彼得堡后,他组织了地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组织迅速成为一个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鼓动的重要机构,并负责在各省建立联系。1895年12月,列宁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被逮捕。1896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监狱中度过,在那里他研究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轨迹。1897年2月,他被判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叶尼塞省三年。在此期间,即1898年,他与圣彼得堡联盟的同志克鲁普斯卡娅结婚,她在接下来的26年里一直是他的忠实伴侣,共同参与革命斗争。在流放期间,他基于大量经济统计数据,在1899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经济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0年,列宁前往瑞士,意图与“劳动解放社”一起组织出版一份面向俄罗斯的革命报纸。年底,该报的第一期《火花》(Iskra)在慕尼黑出版,其训言为“从火花到烈焰!”该报的目标是对革命面临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提出斗争的政治口号,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个集中的“地下”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革命党,站在无产阶级前列,开启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唤起受压迫的大众,尤其是数百万农民⋯⋯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7/4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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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再度打压游戏产业酿成闹剧

近日,中共进一步收紧对游戏产业的监管措施,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2月22日公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拟禁止网络游戏设置每日登录、首次充值、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并要求所有网络游戏设置用户充值限额等。这一消息震惊了中国与全球股市,强化了对中国经济和习近平政权无能解决危机的负面看法。

鉴于中国股市自2021年以来已经蒸发了2万亿美元市值、可谓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当局对游戏业的打击对整个中国经济产生了更广泛影响。中国经济陷入深度冷冻,面临资本外逃加速、外国投资崩盘等许多严重问题。中共正尝试给股市做“人工呼吸”,以此引诱资本家回归。在此背景下,12月对游戏业的打压可谓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仅网易和腾讯两家公司的港股市值蒸发就接近5000亿港币。游戏业新规被广泛解读为习近平政权的另一个180度大转弯。中共在2023年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向资产阶级投资者表示,自2020年开始针对科技、私人教育、房地产和平台行业的监管打压已经结束,从而让他们放心。但游戏业新规却使人感到,更多的监管打击即将到来。

在这场自制灾难后,中共开始进行损害控制。央视宣布,新规将“修改完善”。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冯士新被免职,中共没有明言免职的原因,但相信是为这一波股灾而负责“背锅”。此前,冯士新一直主管“规范”游戏产业的各项政策,包括游戏审批与推行玩家实名制等措施。事件发展来龙去脉:下级官员试图揣摩上意,执行符合“皇帝”意愿的政策,但却错判形势。尽管官方没有宣布撤回12月颁布的政策(中共典型保住面子的作风),但新规已在1月23日从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网站移除。就像施了魔法一般,彷佛这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共出于迎合保守的家长思维,打压游戏产业已非一日之寒。在过去,我们亦曾探讨过中共打击娱乐产业的民粹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可参阅《社会主义者》2021年秋季刊第63期或中国劳工论坛网站的《“电子海洛因”与“精神鸦片”?中共污名化打压电子游戏的背后》)。但中共对游戏产业的打压,无意之中窒碍中国对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

ChatGPT问世标志着AI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共在人工智能发展过去一直侧重在诸如人脸识别等可直接应用于加强政治控制、镇压和监控的方向上,但对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方向上却一直毫无突破。新冷战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中国正试图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与美国较量,却遭受到美国政府的高端GPU(图形处理器)出口禁令所打击。

这一轮斗争的主角──GPU,正是二三十年来在电子游戏推动下的产物。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GPU是只有娱乐功能的一件“玩具”,电子游戏对画面的更高追求不断推动着GPU的算力提升。直到2012年左右,AI领域的研究者发现GPU的并行计算性能非常适合用于神经网络运算,GPU才从一件“玩具”变成一个打开下一阶段AI大门的金钥匙。根据GPU厂商英伟达的报告指,在2023年,用于AI的GPU销量已达游戏GPU销量的20倍。

而在2000年,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提出“电子海洛因”,把电子游戏与毒品划上等号。在这种思维下,GPU自然是“吸毒工具”了,当然得不到重视,也没有了发展的动力。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6/4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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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藏区群众抗议水电站项目,数百人遭到镇压

2月14日,超过300名藏族群众聚集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县政府大楼外,要求当局停止在金沙江上修建水电站。有消息称,建设该项目将迫使至少两个村庄和六个寺庙的居民搬迁。相关影像被发到网络上,但很快就被封禁。视频显示,抗议者高喊停止继续修建大坝,而当地官员则无视抗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抗议。在镇压过程中,超过百名参加示威的居民被政府抓捕,有消息称警察动用了水炮、胡椒喷雾和电击枪等武器,有抗议群众被送到医院救治。事后,如同其他抗议事件一样,政府封锁了消息,并全力追查参与抗议的人员。

根据目前规划,中国政府计划在四川到西藏地区修建大规模的水电系统,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电力短缺,并为地方政府创收。这个水电系统包括在金沙江上兴建25座水坝。这些项目并没有经过任何与当地群众的民主讨论,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规划。如果这些项目建成,大量居民将被迫迁移到其他地区,文化、宗教等建筑也会被淹没在水下。当地居民还指出,政府向他们公布的迁移方案非常粗糙,在迁移之前他们只能住在未完工的营地里,并被严密控制,以防他们组织抗议活动。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缺乏民主权利迫使当地群众站起来维护自己的家乡。

这是中国政府一向的作风,即无视群众的意见强行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兴建三峡大坝期间,数百万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使当地群众生计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贪污案件,政府官员将本应发放给群众的迁移款收入自己囊中,以至于中共中央都不得不出面调查。但我们知道,被曝光出来的腐败只是官僚系统的冰山一角。同时,有专家和环保人士指出,水电站项目很容易导致环境问题,例如破坏地质条件和地方生态。但中共从不会考虑这些诉求,一律用镇压手段让异见人士闭嘴。

在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公共集会、抗议都不被政府容忍。参加抗议活动的人会被政府警告、甚至拘捕。例如,在反清零运动之后,中共调动警察系统追查参与抗议的群众。有些群众只是在网络上表达对反清零运动的支持,也会被也遭到警察讯问。面对这种高压统治,群众只会越来越对中共不满,逐渐意识到,缺乏民主权利是中共制度性压迫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者反对金沙江上修建水电站及迫迁行为。只有由当地居民组织民主委员会,民主决策规划发展,并将与项目相关的企业都民主公有化,才能停止腐败的利益勾结,并阻止利润为目标的规则不断破坏环境。 在中国独裁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工人阶级缺乏民主权利。我们支持中国群众的公共集会、抗议和结社的权利,以及新闻和言论自由。中国政府绝不会主动去改革自己,让群众有一丁点表达意见的机会。因为一旦群众获得了哪怕最基础的民主权利,就不会满足于一些基本的诉求,而会将矛盾对准整个独裁政权以至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中共不能允许发生的事情。尤其在今天民族主义猖獗的统治下,少数民族的反抗行动往往被打成“反华”和“境外势力策划”。因此,这场抗争必然需要连系至推翻中共独裁与资本主义。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3/06/4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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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抗争于去年翻倍

中国经济正处在“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深重的危机中。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中国经济的危机正是其中一环。资产阶级与中共这类政权迫使工人阶级与贫民承担大部分代价,因此不可避免地,各地危机都使阶级对立变得更加尖锐。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新报导《2023年中国工人抗议纵览:资本逃窜乱涌 工人集体行动较上年翻倍》,2023年有记录的工人抗争事件共1794宗,是2022年的831宗的216%。当中制造业工人罢工宗数增幅最高,从22年的37宗上升到了23年的438宗。这不仅表明了中国资本主义所国临的经济危机严重程度,也反映了中国正经历的剧烈经济结构改变。

中国劳工通讯是总部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NGO),经常发布中国工人斗争及现况的有关报告。这些报告有其价值,但是,与许多NGO、以及受自由派影响的倡议团体一样,其政治结论薄弱,并且没有提供任何认真的解决方案。该团体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没完没了地在每一份报告都重复道,中共官方的“工会”需要“履行其职责”(!)、并开始“代表”工人。尽管这份报告中包含的数据值得关注,中国劳工通讯至今仍不明白中华全国总工会其实已经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他们的职责就是作为代表中共独裁政权的假工会,阻挠、镇压工人抗议。

中国劳工通讯报告显示,2023年占据工人抗争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在建筑业上。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断加深,房地产开发投资收缩去年较前年下跌了近10%,而新开工面积下跌了20%。这说明了房地产市场的崩塌,库存积压,工程项目日益减少。

烂尾项目的激增、欠薪、削减工作岗位,不单单发生在私人住宅的建筑项目上,政府主导和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筑项目也在减少。由于地方债台高筑,在1月份,中共国务院下令全国12个地区停止或延后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的停工都对中国建筑工人的生计带来破坏性影响。

目前,中国至少有5000万建筑工人。而去年建筑业农民工讨薪抗争就至少有945宗,也是2022年的两倍以上。那些早已陷入危机的房地产企业如恒大、融创、碧桂园等,抗争特别激烈。但由于建筑业工程往往层层外包,使得这些企业往往可以轻易推卸责任、归咎“第三方”外包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失业的建筑业农民工只能聚集在路口等待日结工作。这份报告所示,这些工人每天只能赚大概80元,只及过去建筑业工资皮毛。

而制造业的罢工数相比前一年暴增10倍,原因之一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新冷战的格局下,外资大量外流,加上“脱钩”趋势令外贸订单减少。工厂经营困难,外资与生产线外移,使工人失去生计。与美国的科技战也使得去年被注销或吊销工商讯息的芯片企业达1.09万家,平均每天有31家芯片公司倒闭。加上房地产市场崩塌、失业率节节升高、总体收入下滑,必然导致民众纷纷减少消费支出。当中抗争工人主要的诉求包括要求发放被拖欠的工资,以及发放搬迁倒闭的赔偿金等。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5/4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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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性群众运动爆发,反对右翼驱逐移民计划

在1月19-21日的周末,150万人上街抗议反对极右翼,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浪潮。柏林有35万人上街示威,汉堡则有13万人,慕尼黑有20万人,另外在埃托夫(Eitorf)、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和诗普琳贝格(Spremberg)等小城镇也有100多场示威。这些示威活动表明,人们对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驱逐移民计划和政治右倾化普遍感到愤怒。

在此之前,记者调查网站correctiv.org曾报道过一次德国极右翼会议,该会议出席者有法西斯分子、极右翼AfD代表及其他资产阶级人士,会上讨论了大规模“重置移民”计划,即驱逐有移民背景的人。这些想要将有移民背景的人驱逐出德国的人当中,不仅有公开的法西斯分子,如奥地利的塞尔纳(Martin Sellner,隶属极右翼的“身份认同运动”),还有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传统右翼政党)的代表和企业家。这显示连基民盟也开始在讨论大规模驱逐移民的法西斯计划。这次会议的与会者被要求“为此目标”捐款5000欧元——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所聚集的客户群是什么。

在反对这些计划的自发群众抗议中,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们试图骑劫抗议。市长和部长们呼吁“民主人士的团结”来反对AfD。他们将这场运动描绘成要捍卫现状,以及由社民党、绿党与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党派,抵抗AfD。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4/4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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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战争燃起中东战火——立刻停火!

以色列资本主义对加沙居民的血腥报复屠杀,现已进入第四个月。加沙战争正每天夺去240人的生命,当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同时,战争还在持续扩大。美国为首的联盟对也门发动了战争。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的战事不断升级,而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各种武装攻击事件。

加沙战争对于中东和全球都在产生深远、持久且毁灭性的后果。暴力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陷入战争状态。但反战声音也在增加,停火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以色列国内也组织起反战抗议。例如在2月3日,瑞典电视新闻报道称:“以色列左翼活动分子在特拉维夫国防部外示威,打出反对加沙战争的标语牌和横幅。”

内塔尼亚胡的一位将领表示:“2024年将是战争持续的一年”。他还说,针对加沙的战争持续时间越长,规模就会越大。

美联社2月1日报道提到黎巴嫩、以色列两国边境局势升级时,指:“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让这两国边境两侧的人民感到恐惧,但有人认为在以色列持续于加沙走廊与哈马斯交战的情况下,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开战将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可能是双方所经历过的战争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

根据《华盛顿邮报》1月20日报道,美国为首的联盟对也门的战争将旷日持久,因为“拜登认为,美国必须向世界表明它是世上‘不可或缺的国家’”。

加沙战争暴露了帝国主义的角色,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角色。以色列政权屠杀无辜、将加沙夷为废墟,背后正是靠着拜登政府的支持和武器撑腰。美国、德国、瑞典和其他一些国家政府撤回了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援助,加剧了人道灾难。加沙逾1/4的人口面临食物短缺,这是世界目前最严重的饥荒威胁。

为了尽可能克服危机,美帝国主义尝试装作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包括“非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国”。但同时,华盛顿正在向发动战争的以色列提供全新武器,使该地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加剧。

帝国主义所主宰的条款,以及各个屠夫政权之间所达成的协议,绝非实现巴勒斯坦解放之路。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达成《奥斯陆协议》,但正如这协议达成以来的发展所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根本没有解决方案。只有通过争取社会主义变革的跨国组织和群众斗争,才能确保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和安稳生活的权利。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3/4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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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民族主义与新冷战

香港“梅西事件”揭露资本主义体育丑陋,及统治者煽动民族主义的需要

中国劳工论坛 报道

2月4日,美职联足球队迈阿密国际抵达香港出席表演赛。然而由于被视为“球王”的球星梅西全场坐在替补席,引发球迷强烈不满,更发酵成为政治事件。《社会主义者》杂志对此访问了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两名香港成员Trevor和Ben,了解这一事件的现象和背后的原因。

对于这一次的球赛,是否有很多球迷期待在赛场上看到梅西献技?

Ben:是的,这次的总入场人数有近4万人。相比起上次,2003年球星贝克汉姆到港出席表演赛也就只有2万人。这是由于梅西被视为马拉多纳后的新一代球王,他的影响力也不单单是在足球领域。自然会令人们更为期待。他们这次是进行一次世界巡回表演赛,在到港前已经去了沙特阿拉伯,而在香港后下一站就会到日本。因此,这场比赛的门票很早就被抢购一空。我本来也想买票进场看看但都买不到,但这也正好为我省下了一笔冤枉钱。

香港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Trevor:故然香港政府想要借此机会将香港包装为“盛事都市”,推动所谓的“盛事经济”。中共《环球时报》声称,有内地球迷为了观赛,从新疆千里迢迢赴港。因此,香港政府为此准备补贴1600万港元,条件是梅西必须上场最少45分钟。当他们知道梅西很可能不上场时,他们在半场休息阶段尝试向球队施压,甚至要求梅西哪怕不能上场踢球,也至少在赛后发表一段讲话式出席一些仪式等等。

Ben:香港政府在当天深夜就赶急发表了声明,字里行间把自己打扮成为气愤和失望的球迷仗义执言,批评梅西不尊重香港球迷等等。固然球迷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港府只是想置身事外,并骑劫这股愤怒情绪,来博取支持。部分球迷支付了4800港元的门票。这显示大企业和球会为了自身的贪婪而破坏体育运动。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2/4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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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卷化经济

经济正陷入通货紧缩危机,债务危机加剧、工资与物价下滑、愈加依赖造假数据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中港台支部《社会主义者》杂志第74期社论

随着大规模的多重危机持续恶化,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呈现出“内卷”的许多特征。迄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崩溃。在去年,房屋建造数量跌至2020年的40%。即使如此,房屋供应过剩的程度依然惊人。

从总建筑面积减去所有已售住宅面积来计算过剩住房存量,可以算出,空置房屋足够容纳1.5亿人居住(截止2023年底,空置房屋面积略低于50亿平方米)。然而这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未包含数十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间,作为“投资”购买的所有第二、第三套住房。

在中国约3亿户城市家庭中,1/3拥有一套以上住房,10%拥有两套以上住房。随着房价暴跌(跌幅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大得多),越来越多第二、第三套房屋被出售,进一步导致市场饱和,加剧通货紧缩(价格下跌)。

因为中国的通货紧缩,使得如今全球金融市场难以安寝,我们相信中南海也是如此。通货紧缩被视为中国“四个D”——债务(debt)、通货紧缩(deflation)、脱钩(decoupling)和人口(demographics)——中最危险的问题。 中国官方并不承认存在通货紧缩。去年政府警告经济学家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但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样,中共的镇压也无法掩盖这些事实。

1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出现14年来最大跌幅。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正面临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持久的通货紧缩。这种风险恐怕将会固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房地产价格暴跌、工资下降、失业问题造成需求更加疲软,迫使工厂进一步削减成本、调低薪水。对于中国这样的高债务经济体,通货紧缩会带来灾难,因为随着价格下跌,实际要花更多的钱来偿还旧债务。中国的债务已从2001年的2.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47.5万亿美元。

马克思主义网站chinaworker.info解释道,中国经济已进入“日本化”阶段,但也指出,中国的危机在一些方面其实恐将比日本更严重。这是因为中国地域上更辽阔、经济上更贫穷、社会上更脆弱。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4/02/21/4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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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為河南學校火災負責?

1月19日晚上,河南省一所學校宿舍突發火災,至少有13名小學生死亡。有網民質問:「為什麼面對火災,孩子們逃不出來?」一名遇難學生的家長表示,晚上宿舍樓門和樓道們都被鎖上,宿舍外窗被防盜網密封起來,因此學生們無法逃生。另一名自稱是該校畢業生的網民透露,為了加強管控,學生睡覺期間宿舍會被鎖起來。該事件發生後在網上短暫地上了熱搜,隨後遭到中共的「降溫」,網民的討論也遭到審查。隨後,中國官媒發文說,要「敲響校園火災防範的警鐘」。實際上,每一次災難發生後中共都是這樣表態,但類似的悲劇仍然頻頻發生,因為這背後的根源是整個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制度,而不是某一兩個人的失職。

中國學校僵化的制度一直為人所詬病。2023年12月,甘肅省發生地震,西安的一所學校學生感到強烈震感,於是下樓逃生。然而,當他們到了宿舍大門口,卻發現大門緊鎖,後面的學生不知道情況,一窩蜂堵在門口。宿舍管理員卻回應:「沒有接到上級通知,給你們導員打電話!」言下之意,即使關乎著幾十甚至幾百個學生的生命安全,宿舍管理員也要堅持等待「上級命令」。最後,其中一棟宿舍的學生動用板凳等物將大門砸開,才得以逃生,而其他的宿舍學生卻仍然被困,幸運的是,該宿舍並沒有因為地震而倒塌,所以並沒有任何學生傷亡。

河南的火災已經不是第一次因為僵化管理導致此類悲劇發生,有網民將本次事件和烏魯木齊火災聯繫起來:「烏魯木齊大火不反思,悲劇只會一遍遍重現,最終落個受害人自救能力差,管理者無責的結果」。那場災難引發了了群眾對「清零政策」的不滿。在一些抗議活動中,以學生為主的抗議群眾意識迅速激進化,從一開始僅僅要求結束封城到後來直接高呼推翻獨裁政權。群眾把烏魯木齊火災中的受害者與本次河南學校火災的受害者和自己的經驗聯繫到一起,感同身受地體會到受害者當時絕望的情緒。一名網友說:「我們學校宿舍晚上也上鎖,如果真的出現突發情況,誰也跑不了。」

儘管所謂「白紙運動」並不是一場巨大的群眾運動,但是它標誌著中國群眾意識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烏魯木齊大火讓群眾意識到,現在不僅僅是自己的生活面臨威脅,而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證。

中國勞工論壇認為,資本主義下僵化的官僚主義管理體制只能導致悲劇再一次上演,而災難的後果最終只會由廣大工人階級來承擔。中共獨裁政權面對危機的第一反應就是殘酷的封鎖,通過把整個國家變成監獄來鉗制鬥爭。要保證廣大勞動群眾的人身安全,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就必須要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得出的管理制度。工人也需要組織起獨立工會,民主地制定合理且安全的工作守則,踢走那些小獨裁者,對抗僵化的官僚管理制度,並保護工人不受官僚的打壓報復。而要得到這樣的制度,就必須要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性運動來推翻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

阅读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t/2024/01/25/4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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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如此打工了三十年

网易农民工纪录片被封杀

“我睡不着,一直在看表看到四点,就起来来这里了,心里真累”这是一位57岁农民工妇女董桂兰,在网易纪录片《如此打工三十年》里的自述。她所在的城市是安徽合肥,在凛冬寒风中下的一处十字路口,离日出还有三个多小时,就已经有上百人聚集在该处,等待工作。

不出意外的,这纪录片在推出后次日就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全面删除。但随后一天,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接力刊登文章《凌晨路边等活的农民工》。文章以农民工张中(化名)为焦点,展示了河南郑州市最大的劳务市场寻找零散工,却又处处碰壁的困境。这些情况普遍出现在中国各大城市,作为当下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写照,这篇文章在发表当天同样被全面删除。目前,这篇文章和纪录片只能在中国境外网站上才能看到。

这两篇报导在习近平一再吹嘘“全面脱贫”之下,少有地公开唱反调。在这些报导中,我们看到这些农民工过去多从事建筑工地的体力劳动工作,很多落下了长期伤病却不愿就医,原因就如董桂兰所说:检查一次就要花七百到八百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对于像她们这样从事零散工作,没有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而言是个根本不可能承受的开支,因为这相当于她们两三天的收入,而在采访当天,她就一整天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而哪怕是农村医保,一年380元人民币的保费,他们当中也有人无力承担,只能一直拖欠,失去了所有的医疗保障。

这生动而真实的记录,充分说明了工人在没有独立工会、没有集体力量的保护下,只能互相撕咬吞噬,而资本家却渔翁得利的残酷现实。独立工会力量的缺失,不仅使得这些农民工们只能任人渔肉,也使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劳动和工伤医疗保障。根据安徽师范大学对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报告指,有63.4%的农民工一生中从未在务工地城市看病就医,很多人只能都带着一身伤病工作至死。

因此,我们也能在纪录片和《第一财经》的报导中,亲眼目睹了这些没有任何集体力量保护的农民工如何被雇主和工头再三戏弄。有农民工刚刚跟工头谈好了工资,立即打的前往工地。刚上车没多久工头就打来电话说在别处又找到了工人,所以原定给他们的工作就这样取消了,原本承诺报销的交通费自然也不会给了。结果他们连出租车车费也付不起,只能央求出租车司机不收他们的车费。好在司机也谅解他们的难处,没有为难他们。

这活生生的一幕展现了在资本主义中国社会里,底层劳动者在无奈之下只能互相相害:工友之间为抢夺生计闹了个不愉快,却最终也没有接到那份工作。的士司机本以为接到一个长路程的单,结果开出没多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些勇敢的媒体报导,正正深刻地证明了我们主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工人需要建立独立的民主工会,以此为基础建立强大的工人运动。工会不仅要长工或在职工人争取权利,还要为因建筑业不景气而失业的工人争取权利。应为失业者提供大规模福利,反对合同外包,并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工时来分担工作,而非裁员。否则,雇主将利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的分歧,粉碎工人的斗争。

社会主义者要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全面实行8小时工作制;废除户籍限制,并通过工人民主管控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摆脱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并为所有人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只有夺取亿万资本家独裁政权的财富,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中共现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对体制的失望与日俱增。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工人政党,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以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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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选举:民进党当选,中共的统台战略再受挫

1月13日台湾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民进党的赖清德以558万票当选,但得票比上届减少260万,而该党失去立法院内的多数议席。国民党侯友宜则获得467万票,得票同样比上届减少85万票。第三党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获得369万票,而该党在立法院内从5席增加至8席。由于民进党和国民党各占立法院51和52席,意味着民众党成为了议会的所谓“关键少数”,并可以借此获得优势。

无疑抗中亲美是民进党胜选的重要因素。在前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至佩洛西前年访台后,台湾民众越来越认同中共未来攻台的真实可能,并视民进党为争取美国护台的选择。

事实上,蓝绿白哪个政党当选,台湾整个统治阶级走向亲美的路线并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中美在台湾力量平衡的改变是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升温以及台湾群众情绪改变,以至国民党放弃了久前亲中共的路线。虽然绿营强调加强保卫台湾,而蓝营强调两岸和平,但他们都作为美帝国主义附佣,都没有任何抵抗中共侵略和反战方案。

国民党虽然实际上已转向亲美,但由于建基于亲中台商的支持根基,以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老政客,所以无法彻底摆脱亲中形象。马英九在1月8日1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就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及“台湾打不过中国”的言论,反倒令选民更加反感。候友宜为了止损,宣称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以与马英九的言论保持距离,但也避免不了选情被葬送。

但这不代表绿营的台湾民族主义仍得到热烈支持。四年前民进党树立的“抗中保台”和“保卫民主”旗帜,已被揭露只是推动军事化和亲美路线的掩护工具而已,使台湾民族主义遭遇到民情反弹。尤其在前年强行通过延长兵役政策,并且在推动包含战时管制媒体的《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遭到失败后,使相当部分的新一代青年更加对台湾民族主义产生反感。

民进党失去选票之核心原因,是蔡英文作为资本代表,无法解决台湾工人和青年继续面对低薪、高房价、通膨和物资短缺等社会危机。蓝白不断利用民生议题攻击民进党,并曾发起“居住正义”和“反贪腐”的游行,企图收割群众对民生困苦的不满。然而,劳苦大众都本能地看清这些富人政党的本质,使这个选举工程很快失去动力。

民众党靠着“拒绝蓝绿”的口号,加上柯文哲包装自己为能干的菁英官僚,吸引了不少厌恶蓝绿无能政客的青年之支持。他们出于对执政民进党政府的不满,选择投票给柯文哲,但这不代表他们完全认同其政策。柯文哲的铁杆支持者看重的是行政效率,认为在资本主义架构下能够透过“务实”来达到劳资和谐及共荣。然而,这正是我们需要对抗的幻想。此外,柯文哲虽然曾提出“两岸一家亲”的立场,且在两岸立场上含糊不清,但正因如此吸引了厌恶蓝绿操作两岸议题的选民。

民众党借助对群众蓝绿的憎恨,不排除还可以享有一段时期的优势。但它只能提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有限的所谓“改革方案”,而且在蓝绿间寻求平衡,将使其真正的角色将会被揭露。

虽然蓝白联合的话理论上可以阻挡政府的政策。然而,台湾统治阶级在地缘政治上的立场都团结一致亲美,并很可能不会使民进党陷于瘫痪,而只会一如以往表面反对、背后合作,企图在斡旋和交易中获得政治筹码。国民党主流政客在新冷战升温的局势下越来越与中共保持距离。蓝营在选战中最多批评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过于挑衅,但总体上也是支持强化军力和与西方结盟的。这就像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支持以色列攻打加沙,但虚伪地说战争应该“人道”一点。

预计新冷战局势越来越紧张,加上台湾的工人加强反抗资本主义的局面下,民进党为了施政更有效率,必然需要动用更多行政命令以削弱立法院的反对力量,从而腐蚀资产阶级民主。这也与政府将通过加强“国安”之名来打压群众民主权利一脉相承。

去年台湾工人抗议行动正在升温,然而工人没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凝聚这股力量为政治替代选择。绿营的时代力量和基进党都失去了全部立法院议席,一方面这反映青年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支持显著降温,同时也显示这些小党注定被边缘化的命运。它们即使在个别议题上批评民进党以突显自己的“进步性”,但由于没有真正的政治独立性,所以在重大议题(尤其是外交和“国安”议题)上往往与民进党一致。他们在新冷战问题上,都不同程度的支持亲美军事化路线;他们也不会在根本问题上挑战财团专制,更不用说强化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力量。

过去绿营的小党和NGO组织在群众运动中占主导地位,借由介入社会抗争来区隔自己跟传统政党的不同以争取选民支持。但他们没有真正带领群众斗争,而只是运用群众运动来获取政治资本。在“国民团结”的压力下,他们更越来越放弃反对民进党。这使群众运动陷入瘫痪 。可见,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迫切性。

本届选举一如以往只有统治阶级的政党让群众选择,因此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在资本主义危机下提供政治出路。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政党,才可以更有效凝聚当前工人抗争力量,使其行动升级,并提供一个政治选择。这个政党必然要有共同的国际主义立场, 使工人阶级绝不信任中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资产阶级任何一党,而因此也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纲领,才能为斗争提出致胜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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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这一时期的一些想法与左翼反对派的任务

1931年7月28日

1. 革命浪潮现在无可置疑。 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强大。力量对比的基本发展使得策略的问题被搁置一边,并将其放到了第二三等的位置。工人们转向他们认为是最不妥协的共产党。苏联的经济成就也朝同样的方向发展,并受到重要部分的资产阶级报刊所承认,这也让工人们更加信服。

2. 这种总体的政治状况,尽管初看时有些自相矛盾,不仅打击了右翼反对派,左翼反对派也受到了打击。这就是在上一次的分析中所解释的,奥地利(左翼反对派)的投降、在一些国家中发展缓慢、活动走弱等等。在所有地区、特殊与个人的原因之上,还有一个普遍的原因:自发的运动浪潮还未提出革命策略的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共产国际与其支部在这一新历史阶段中的矛盾立场。显然,在这些情况下,不会仅仅随波逐流,而是批判性地研究形势、并有意识地提出所有策略上的问题的派别,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挫折,在一段时间内,在这个派别内部会显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在个别情况下,这会表现为政治上的投降。

3. 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有着非常坏的方针,胜利仍然是可能的。伴随着持续并不断加深的危机,与随后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政府的士气低落,使得即使在台尔曼的领导层的政策下,德国共产党也不排除会胜利。不过,很不幸,仅是不排除这种情况而已。这样的胜利的实际概率并不高。当然如果斗争发展起来,左翼反对派将会作为一支规模不太大但最坚决的队伍参加斗争。我认为左翼反对派应当就这个问题现在发表一个声明,不是公开的但是正式的声明:例如,向德共中央委员会写一封信,声明在不抛弃一丁点自身立场的情况下,左翼反对派作为一个整体,并尤其是每名成员,都已经准备好将其力量交给党调遣,以执行任何使命或任务。以这种方式做出的声明,无论其直接效果如何,都具有着教育意义,并会在未来带来回报。

4. 在德国的胜利将会有着决定性的国际意义。我们说过不排除这种情况,即使有着现在的领导层。但想要胜利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德国的形势的根本特征在这次也是,尖锐的革命形势与党的力量之间的极端不相称。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在他的关于德国国会选举的小册子《共产国际的转变与德国局势》中已经说到了。这个小册子中分析的政治形势的矛盾现在变得更加尖锐了。党在数年间通过不合时宜的进攻削弱了自己,现在采取了实际上防守性和守株待兔的政策。现在出现了这样完全现实的可能性:也许在半自发的力量对比发展允许德共发动一次决定性的进攻前,客观形势会变为对资产阶级有利。

5. 在西班牙,也存在着同样的不匹配。在革命发展、事态对无产阶级有利、占优势期间,共产国际让一个又一个月流走,暴露其软弱和破产,孕育了工联主义,给予资产阶级巩固自身的可能性,并因此为革命准备了德国(1918-19)的结果,而非俄国的模样。

6. 我现在很少关注中国方面的发展,但是近年来那里也出现的严重的错误——无视该国的现实情况,否认民主革命的任务,无视无产阶级,将重心转移到农民战争上——已为悲剧性的结局做好了准备。蒋介石一开始就摧毁农民的家园,而城市仍然保持平静。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胜利使共产党人面临可怕的灭顶之灾和新的长久革命低潮时期。

7. 苏联的经济发展现在可见地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杂乱无章”(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表明了即使在计划的正式框架内,也失去了分寸。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在经济中的计划元素与自发和半自发发展之间掌握必要的分寸上获得成功,及其程度。从一开始我们就预料到,因为缺乏持续的和公开的监管,积累着的矛盾和不匹配会在第三、第四或第五年爆发出来。现在,这一阶段已经很临近了。

8. 根据客观条件,我们已经进入了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时期。在这些条件下,红军是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因素。在历史的天平上,红军不仅可以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且更能战胜波兰(法西斯)。欧洲的普遍情况完全需要革命进攻。但是这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关于面包、肉类、马匹、燕麦,且之后农民的情绪,还有工人阶级情绪的问题。不和谐和官僚化的计划与管理,在关键时刻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经济的内在可能性虽然强大,但在实际表现中却极其虚弱。

9. 对于一个长期的政策,我们还必须要预见到最坏的可能,特别是如果发生这变数的可能性跟现在条件般高的话。什么是最坏的可能?德国无产阶级没有在下一时期夺权。西班牙共产党未能及时胜任合格的工人阶级的领袖的角色。资本主义得益于喘息的空间。在法西斯或“民主”或两者之结合的形式下,资本主义摆脱了危机。诚然,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衰败的性质。但就连中国今天暂时的平定状态,也可以作为华丽行动的展示场地。决不能事先就在理论上排除了出现新一轮工业复苏的可能。

10. 我们正身处的时期特征,是资本主义滑向越来越深的危机的泥潭,而苏联却实现了越来越高的增长速度。危险在于,在下一时期,世界可能在某程度上呈现出相反的景象。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将摆脱它的危机,而在苏联正如斯大林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所揭示的,其官僚作风的强制手段所导致的失调和矛盾将爆发出来。

以上所说的一切自然带有假设性。正如在经济规划中必须有着最大和最小的情况变数一样,在政治预测中也必须考虑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以上分析的是可能的最坏的情况。现实发展往往会介于最好和最坏的情况之间。尽管我们可能会担忧,现实会更接近于最坏情况。这对于共产主义本身的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一个有着严重内部危机、批判、验证过去经验、讨论过去的时期。左翼反对派到目前为止做了哪些实际有效的事情?非常少。西方无产阶级,即使是它的先锋队,甚至先锋队中的先锋,有着一定数量的重要的工作和平台还没有吸收、同化并被它自身的经验所检验。在许多国家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反对团体,这些团体有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仅仅是因为同情左翼反对派而加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清洗反对派队伍中的偶然的、异己的和真正的有害分子。为此,我们自己也犯了不少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学习的代价。在许多个国家中,工人们没有一窝蜂地响应左翼反对派的号召,这并不令人惊讶。当前的革命浪潮本身就是对先进工人的奖励,并将策略问题推到了幕后。所有这些前面说到的,完全地解释了为什么左翼反对派,在许多情况下发现自己处于运动的主流之外。但是这应该被解释为一个暂时的状况。革命策略的问题会在短时间内在数个国家中被提出来,首先在德国或是西班牙会被异常尖锐地提出。(左翼)反对派过去所说过的大部分、现在好像被遗忘了的话(部分是反对派自己也忘了)将会在明天重新浮现,获得生机,并会再一次变得极其合时。我们借助不足够的、原始的手段来捍卫绝对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共产国际则借助“美国式”手法来捍卫错误的思想。但是长远看来正确的思想总会获胜。

由此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我们在现阶段的优势在于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正确的革命的预测。我们必须首先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展示这些品质。我们首先作为宣传家行动。我们的力量还太弱小,不足以尝试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介入全部每一个的冲突、在所有地方和场合提出左翼反对派的口号和回应。由于我们的弱小和许多同志的缺乏经验,对这种普遍性的追逐往往会导致草率的结论,轻率的口号和错误的解决方案。如果在具体问题上采取错误的步骤,我们就会因为妨碍工人们理解左翼反对派的基本品质而损害我们自己。我绝不是说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的真正斗争中袖手旁观。决不是这样。先进工人只能通过生活经验来检验左翼反对派在革命上的优势,但我们必须学会选择最重要、最迫切和最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斗争,而不是将自己消耗在琐事和细节中。在我看来,左翼反对派现在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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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犹主义升温:加沙战争与反美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

自从10月以来,中国网络上反犹主义升温。这不过是中共独裁统治下,中国与日俱增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最常针对西方“境外势力”,以及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最新表现。

中共官媒的宣传亦应和反犹主义的升温。中国央视在10月发布《美国选战当中的以色列因素》节目,宣称犹太人占美国人口的3%、却控制着70%的美国财富,并利用其财力操纵美国政局,然而稍加深究便知这些数字都毫无根据。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获得近1亿次浏览。中共想指出,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选举下,犹太富人仍然操控着社会,反映其制度腐败与黑暗,目的是合理化自己的一党专政。

这显示中共喉舌因应当局对当前加沙战争的立场,在宣传上做了一定转变。其实,中国过去的宣传,一贯对于犹太人都采取较为友好的态度。二战期间,上海就接受了大批欧洲犹太人避难,如今上海还有犹太难民纪念馆记录这一段历史。自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以来,中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重要。两国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达到了230亿美元,这远高于中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对以色列科技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中共也曾利用与以色列的关系,试图部分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微芯片封锁。

不过,如今中共当局在加沙战争中很难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维持平衡。这是因为中美冲突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共希望利用当前的战争来削弱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势力,并加强中国帝国主义以“和平使者”的表象在“全球南方”的地位。这意味着它必须准备好(至少暂时)“牺牲”与以色列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为了公共目的,展现更为亲巴勒斯坦的立场。因此反犹情绪的冒起不是凭空而来。在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接受记者关于反犹言论浪潮提问时,回答称中国法律禁止利用网络宣扬极端主义、民族仇恨和歧视暴力等信息,此外重弹落实“(资本主义)两国方案”等老调。考虑到中共一贯对于网络言论审查严格,如果民间反犹言论能够较为自由地流传、不被删除,那么显然政权是放任这些言论,因为此举与当前外交政策利益相合。

另一因素是,中共在习近平会见拜登之际,刻意缓和了先前尖锐的反美言论,主要是为了安抚资产阶级,试图阻止资本加速逃离中国。如此立场180度大转弯的最鲜明一例,便是民族主义煽动者、“老粉红”司马南最近宣布“力促中美关系友好”,令他的许多追随者大吃一惊。随着中共当局暂时减少对反美民族主义的需求,反犹主义的升温或将是对政权有用处的一个出口。

然而,反犹太情绪也可能像其他的民族主义那样“过火”、引发更大的外交风波,迫使当局开始介入压制。这使得当局更难有回旋空间。只要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没有在全球范围建立,那么民族分化和战争就永远不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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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断加紧网络监管——数字极权化深入推进

11月4日,知名翻墙工具“Clash”Windows版本的作者被警方约谈后宣布停止更新,并删除了其在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的所有数据。这一事件引发了强烈的寒蝉效应,为避免警方的调查,在两天内,“Clash”全系列软件(包括内核)的作者们均删库“跑路”。

而今年八月初,中共拟针对未成年人实行更严苛的手机管控——每天仅能使用1至2小时,且深夜至凌晨禁用。一石激起千层浪,青年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早在两年前,中共就已然在网络游戏方面对未成年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未成年人的数字绳索在不断收紧。

更为普遍的网络监视发生在每个公民身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大都会在其APP上留“后门”,以采集信息和监视用户,美其名曰“个性化服务、优化体验”。譬如,年初Google的一份报告显示,电商软件“拼多多”利用安卓系统漏洞,获取高级权限,进而掌握用户的私密信息。其后有员工表示其公司甚至有专门的小组来研究漏洞和窃取数据以便使公司更好地盈利。东窗事发后,该小组已经解散。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拼多多不是个例,他们以及一众互联网巨头如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百度等,都存在大量窃取隐私的劣迹,并且会将数据进行秘密交易和共享。中国网民戏称国内互联网已进入“大裸奔时代”。

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要“监管”科技,只是要确保资讯牢牢由中共控制,并且要听从国家的金融政策,但为什么却放任这些黑客行为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共当局将企业置于其专制独裁之下,是为了提高对人民的警察监控。互联网公司窃取的隐私数据,当然会自愿或“被自愿”地与政府共享,二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为了剖析这种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们指出其官商勾结的过程大致如下:网络公司窃取数据建立大数据系统并利用其区分用户群体进行“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以达到其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作为放松监管、优惠政策的回报和对政府的讨好,这些公司又会将数据贡献给政府,使其掌握每位公民的网络活动轨迹,并与政府本有的数据库深度结合,建立起庞大的监视系统。

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捍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当然也包括网络和言论自由。但我们必须指出,包括中共在内的全球资本主义政府都是蛇鼠一窝,在剥削本国无产者方面。欧美国家的民主权利,并非是该国资产阶级统治者“仁慈地”赋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历史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迫使政府做出的让步。

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西方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正是革命的威胁迫使各统治阶级让步进行民主改革来避免革命。不了解这一事实就会沉溺在改良的幻想中,以欧美所谓“民主”政体为理想,从而忽视了阶级矛盾,这正是许多自由派人士的局限性所在。我们不要“仁慈”的剥削,我们要消灭剥削。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问题,并剖析其症结所在。

中共建立数字极权控制舆论和镇压人民,本质上是害怕群众威胁其政权统治。近年来工人运动和群众抗议的频繁反映出中国正陷入更深的一轮危机中——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激增等,这又反过来促使中国政府如坐针毡,从而加紧社会管控和极权统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为游行、罢工、结社等一切民主权利而斗争,而由于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实现它们,因此这一任务理应落到工人阶级头上。在接下来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在面对资产阶级的疯狂打压下(就如在香港那样)赢得民主权利的力量,并实行工人民主统治——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计划经济和自下而上的工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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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自由不存,学术未来安在?

近年以来,中国的历史研究陷入了一种极其荒诞的境地,苏联史等“敏感”领域日趋凋敝,而“权威学者”们则越来越热衷于一些诸如“中国五千年前就开始讲大一统了”的奇谈怪论。

在专制国家更深入学术领域的背景下,历史研究领域的乱象,就是中共现实政治的反映。

在大陆,重大选题备案制是横在学者面前的拦路虎。根据这一制度,“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选题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出版发行;于是,民族宗教、党史国史等众多包含了“不稳定因素”的研究就成为了被重点关照的对象。这种“关照”不只是备案审核的程序问题,而是意味着一部学术著作的命运,甚至一个学科的方向何在、存续与否都需要由国家机器决定。就这样,学术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禁区,不单单是“思想倾向不好”的学术著作,就连“政治方向正确”、但不幸言及敏感内容(例如文革)的著作都大抵不能免于在审核中被毙掉的命运。

以苏联史为例,在近年苏联东欧问题被纳入需要备案审核的“重大选题”名单之后,苏联史著作的出版就陷入了审核周期漫长、审核结果不确定的境地——这对于学科发展的打击造成了巨大打击,也成了当前苏联史研究进入寒冬的一大因素。

但如此加强控制并不是所谓的“共产暴政”;恰恰相反,这是资产阶级专制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形式。通过设立学术禁区、扭曲历史事实、限制研究方向,中共领导下的研究把中国描述成了一个几千年来以民为本、天下一家的地方,进而通过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天命与正统所归、“合法”继承了中国历史的一切遗产,最终把历史变成了为资本主义专制赋予合法性的准生证。

在“政治”(即维护当局威望及统治)先于学术的背景之下,学术研究的目的就变成了为习近平的“重要论述”背书;于是,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纷纷变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论据。以民族问题为例,只要一个研究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那么其结论必然是“XXX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一部分”——于是非但五胡乱华、辽宋金元长期对抗成为了民族融合、共同发展的一部分,就连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也成为了中国迈向所谓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一步!这样的研究被严格框定在习近平言论的范畴之内,是不可能实现任何学术突破的。

中国的学术研究除了作为习近平的论据之外,同样难逃为新冷战服务的命运。虽然中共表面上宣称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但在论述所谓文化基因的时候,御用学者却又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民为本的、崇尚和平的,所以中国的民族性、中国的道路是比残暴的西方文明更优越的。但这正是“认为本国优越性使它能担任别国不能担任的角色”的民族救世主义,这群学者的论调也正是他们所批判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就这样,学术领域的钳制反而意外生动地体现了新冷战双方根本就是一丘之貉(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在国家机器的打压之下,学术自由与出版自由早已烟消云散了,残留的紧随“总书记重要讲话”之后的研究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以史为鉴,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而为了实现学术自由,社会主义者主张在学术界,无论是在读者、学者的讨论还是著作的出版中,都需要以民主为原则;国家为学术研究提供的应该是大力的支持,民主的资源分配,而不是肆意的干涉与利用。这种学术民主无法在资本主义下实现——没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民主控制,也就没有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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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危机——烂尾楼下的中国社会

2023年9月28日,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因涉嫌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房产泡沫爆破早已成事实,但这一新闻传出还是造成轰动的舆论效果,仿佛灵堂正式敲起的丧钟。自从2021年恒大集团爆出暴雷之后,烂尾楼就成为了中国社会民众的一个常识——一个中国民众被迫去面对的一个绝望的社会常识:花光一个家庭所有积蓄买了房子之后,顺利交付是幸运,而房子烂尾才是常态。

在中国知名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一则民众分享的名为“恒大强行收房”的视频中,评论区的民众则留言表示恭喜。在这则视频中,视频UP主被恒大要求在没有装修好的房子签字确认收房,而评论区中,不乏表露恭喜的人,如其中一名评论者表示:“哈哈,当前的房地产环境,能交房就是万幸了,哪怕延迟交房,真讽刺啊。每年这么多的资金全部流入房地产,收割了一波又一波,最后钱都被卖地的赚去了”。这其实表明了普通购房者面对烂尾楼而又无能为力之下的绝望心理。

而在同一视频网站名为“用尽一生积蓄买了烂尾楼”的视频中,也有人分享了住进烂尾楼里的生活。这些人用尽了一生积蓄,购买了一个期望在城市中能够为提供自己遮风挡雨的稳定居所的房子,结果却面临烂尾,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住进烂尾楼里,视频中一名母亲说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取名为了“盼房”,取盼望房子之意。但这位母亲随后在视频中说:“我觉得好悲哀啊,把这种盼望寄托在一个小孩的身上,大人都解决不了。”

2023年11月2日,在一起烂尾楼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的诉讼案件中,一名代理房地产开发商的女律师在庭审后被购房者用榔头袭击,导致改名女律师重伤。根据微博有披露的信息称:在庭审中,房地产开发商认为其已作出保交楼承诺,购房者应按合同约定继续履行还贷义务。购房者则称房子已烂尾,自己为何还要支付房贷。而该房地产开发商代理律师则称,若房地产公司破产,等待清算即可。可见司法体制如何为资本护航到底。这是又一起因房子烂尾而引发的悲剧。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爆破已开始成为社会常识,而买房“成家立室”、要有房子才有安全感等传统思想开始被打破。

青年劳动者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购房想法。在深圳,本地房价已高达6.1万元一平方米。当地中产阶层的代表,公务员群体不少已经放弃了买房的想法,一名在中共暴力机器即警务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声称:“反正我分到单位的公租房了,我这辈子已经不打算买房了”。而另一个在2023年刚与自己的女友结婚的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青年脑力劳动者则表示:“哪里买得起房子啊,在本地买房根本不可能”。

深圳当地两千多万常住人口中,约57.6%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中。所谓城中村,是指留存在城市区域内的传统乡村,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城中村中的房屋,以楼与楼之间极高的密度、较差的周边居住环境而得名;在这里,在两栋楼居住的人,透过窗户可以和对面楼栋同一楼层居住的人握手,也即俗称的“握手楼”。城中村的居住环境若需要简单的对比,可以理解为优化版的香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九龙城寨。

公租房是当地青年劳动者的最大希望所在。所谓公租房,指政府的公共租赁住房,是政府以低廉租金出租给本地户籍无房者居住的住房。但截至2023年11月14日,目前在册轮候等待分配公租房的申请人数已超过五十万。若考虑到其中家庭的人数,实际人数显然超过五十万。这表示大部分青年根本等到老也遥遥无期。

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化房地产企业,并交由工人与居民由下而上组成的民主组织进行管理,并收回所有空置房屋,将其面向无房劳动者进行分配。现存中国的空置房屋根本足够14亿人口立即有房居住。但只有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打破中共独裁和资本主义体制,并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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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孔子——中共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

“其实,我早就是一个中国人了”,一个疑似AI合成的“马克思”对着镜头说。这个荒谬的片段出自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的《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节目。在这档节目中,中共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缝合”起来,以论证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实际上是一致的。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拼凑在一起,其实不是中共的首创。早在上个世纪,郭沫若就发表了类似的文章,试图以此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观点现在再次被提出来宣传,被群众认为是中共试图在巨大的社会危机面前维护自己的统治。

实际上,孔子的儒家思想在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起初的中共以及五四等运动都很强烈反对儒家思想,并非没有缘由。正如一名网民评论道:“这两个思想是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都能搁这一家唱,不觉得是谬论吗?”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不同的阶级就应该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然后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孔子的主张就是封建主义时代的统治阶级的主张,他们担心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要求所有人安分守己。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君主极其推崇儒家的原因之一。而马克思指出阶级之间必然存在斗争,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消灭阶级社会,解放全人类。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压迫和剥削。这两种思想无论是从方法还是主张上都是反动与革命之分别——因此互相背道而驰。孔子主张所谓孝义,在“大同世界”下子女应隶属于父母,而马克思则指出核心家庭是父权社会的产物,而在“共产世界”下家庭将会消亡。

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也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以令他们的制度处于“安全”状态。特别是2008年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后,马克思的思想在社会上更受欢迎。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项民调,将马克思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对马克思的这种“赞扬”都采取这一套模式:赞扬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很难反驳),同时拿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工人阶级内容。

群众对中共的这档节目并不买账,诸如“我早就是个中国人了”这样的荒谬言论被网友截图下来放在网上嘲讽,因为群众意识到,中共这是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的独裁资本主义背书。一些网民指出,尽管中共政权号称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但其实搞的是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因此它需要用孔子来维护阶级社会的合法性。一些群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如果共产党只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就会把孔夫子再请回来”。 毛泽东儿子毛远新更曾回忆道:“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节目的第一集结尾提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知名网络博主“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评论说:“舞台上的马克思只是替身,真正想表现的是总书记(习近平)”。

在节目的后半段,政治宣传变得更加赤裸,这些所谓的“专家”开始大肆吹捧习近平政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并在诸多领域取得成就。节目还引用孔子的“以直报怨”来鼓吹进攻台湾。

这档节目的播出和中共为了维持自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所大力推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并未立刻放弃毛时代的“批孔”政策,但随着中共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直至八九屠杀后中共彻底走向反革命,政权更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所以强调“传统文化”作为民族主义的软性毒品。但相对于中共的空谈,群众更关心自己在现实中遇到的剥削,群众提出:“如果你(中共)真的想宣传传统文化,为什么除夕还要上班呢”?群众对中共和这档节目的嘲讽显示出,在巨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中共的舆论宣传越来越像国王的新衣那样,被赤裸裸地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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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子厂青年工人过劳猝死 再证《劳动法》不过废纸一张

在中国,劳动者严重缺乏独立工会的保障,工人过劳猝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悲剧无日无之,而且死者愈来愈年轻化。本年八月中旬,在苏州一家电子厂“苏州佳世达”一名23岁的青年工人小徐被发现猝死于员工宿舍内。而此前他已连续13天每天至少上了10小时的夜班。然而,当地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却并不认为死者死于工伤,哪怕佳世达明显违反了多项《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政府当局也只建议与劳务派遣公司及厂方协调解决,自己则置身事外。

小徐原本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因此家属在追讨赔偿的问题上与劳务公司及厂方陷入了无尽的拉扯之中。劳务公司与厂方都在互相推卸责任,并指员工在宿舍猝死不属于工伤,因为“宿舍不是工作场所”,而家属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无力承担尸检费用以确定死因。厂方最终表示愿意补偿八万至十万元人民币,与家属最初要求的150万元人民币两者相距甚远。

一次又一次,工人工伤后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甚至过劳猝死后家属仍要陷入漫长的“维权”泥沼中,经常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而无法搜集足够的证据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些血淋淋的例子都不断的说明了独立工会组织的需要。

这也证明中共的官方工会纯粹是独裁政权用以“维(资本主义的)稳”,打压工人斗争的工具,对维护工人自身权益毫无作为,在很多的情况下甚至积极支持资本家镇压工人抗争。任何对于官方工会为工人权益出头的想法,但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由工人自己民主控制的独立工会,而不是由资本家和国家控制的工会。对于中共独裁政权来说,它多次表明(1989年天安门、2002年辽宁、2018年佳士斗争),工人在独立工会中的自我组织是其中最大的红线。一旦逾越,就会威胁到整个专制统治结构。因为正如国际实例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独立工会可能很快成为大规模反专制运动的主力。尽管镇压力度加大,但习近平政权面临的历史性经济危机意味着反对独立工会的红线将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任何独裁政权都无法永远阻挡8亿无产者的群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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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泡沫爆破已成事实 中国没有新经济支柱

自今年以来,中国恒大集团——曾经中国的大型地产开发商,世界五百强企业,由于债务危机破产重组。资产阶级的媒体与经济专家给出了许多解释,如资产重组失败、投资过度导致资不抵债、中共政府收紧贷款政策等,但根本原因并非政策问题,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房产泡沫已经不可避免地爆破。

有人会说,中国的房地产经济正加速走向泡沫破裂,但我们的观点与之不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实际上已经破裂了。在2017年中共政府决心遏制住房投机后不久,房地产市场开始下滑,在恒大和碧桂园等大型开发商深陷债务和破产危机后,中国的房地产业呈现出断崖式下跌趋势。这一事实从一些经济数字便可看出:2023年8月,中国44个重点城市的新房成交面积较上一月减少29%,房地产行业未偿贷款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000亿元,居民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减少3224亿元,中长期贷款减少672亿元,同比减少2158亿元。这些数字意味着这一基本事实:房地产需求端基本面下滑,供给端造血不足。居民已经没有资金购买房产,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贷款购买房屋。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担心房地产企业垮台将引发巨大的社会危机甚至是动乱,仍要求银行向房地产企业持续注资——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则增长了4%,达到13.17万亿元。中共政府面对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破裂,已经无计可施。尽管知道房地产这样一剂毒品是很难戒除的,但却如将死的瘾君子一般,拼了命也要继续吸一口,来维持他表面上的健康与风光无两。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的房产企业与中共政府合谋只是使危机更严重,但不存在什么“资本是坏的”或“没有了公权力一切都会好起来”。只有同时打倒贪婪的房地产企业,也就包括背后支撑的中共独裁政府,将房产企业全部公有化,将空置住房没收,置于工人委员会的民主管理之下公平分配,才能真正做到人人有房,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

我们要求赔偿给购买烂尾楼的小业主,由房产企业支付。我们支持讨要工程款的建筑工人支持他们组建独立工会。但这些基本要求都不免触碰到中共的红线,因此斗争也要为着推翻中共政府与消灭资本主义而奋斗。

閱讀全文: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3/12/16/4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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